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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宇:小说要勇于尝试 抵达语言和事物的最深处

来源:羊城晚报 2019-04-15 13:20   http://www.hgus.com/

刘斯奋(左)为班宇颁发证书 羊城晚报记者 周巍 摄

羊城晚报记者 汤铭明 摄

□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

班宇,乍眼一看,绝对的东北大汉——打虎武松一般的存在,可是你看他下笔的细腻,却比浪子燕青还灵巧三分。

他是个打奥数比赛长大的80后,从小能从数学题里看出小说:“两车相遇,刹那相逢,擦肩而过,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?”这种脑洞大开的思维模式,埋伏了20年,终于在他的写作中派上了用场。

他的小说里,有精心设计的故事,有“改良的东北方言”,有巨大的荒诞和真实,轻易把读者拉入经历改革浪潮冲刷的冰面。他笔下的人物,万般小心翼翼,依然身不由己,被命运揉搓。

东北那片黑土地,一直是北方语言文化的沃土。然而近20年来,随着春晚东北方言小品一统江湖,提到东北人,便令人想起二人转、小沈阳、快手直播。而班宇的出现,让人感受到了另一种惊喜。

把故事写出来 有种“还贷”的错觉

羊城晚报:作为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工科生,写作本不是您的专业,是什么激发了您的倾诉欲和写作欲?能否说说背后的故事?

班宇:我学的是计算机专业,毕业时,我非常悲观地发现,自己并没有将通行语言转换为计算机语言的思维,也没有兴趣和耐心去进一步学习、求证。读书期间,我对音乐颇有兴趣,认为它能抵达许多语言不及之处,也给一些媒体写过相关的文化类稿件,那么我想,或许文字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方式,于是开始最初的写作。写小说则是从参加豆瓣阅读征文大赛开始,朋友问我要不要试下参赛,刚好那几天在一个工人村朋友开的小饭馆聚会,我就想可以从自己最熟悉的工人村开始写起,于是有了《古董》这篇“处女作”。主人公的原型经历丰富,当过兵,开过店,倒腾过古董,属于在底层生活能力特别强的人。从这篇开始,我把工人村的人作一个群像似的描绘,有了第一篇小说作品。

羊城晚报:确实感觉您是在进行一个有意识的、规模化的“行为艺术”,您以小说为介质,以东北汉子、东北大妞为主角,在给底层草根塑群像?

班宇:我在“工人村”这一系列的作品里,确实有过这样的尝试,为这片区域里的人物塑像,白描或速写,但很快就中止了。我觉得这种概括式的写作,对我来说,还是太过简单、轻易,抽出几个样本,附上事件与符号,不是不能做,但确实已经没办法说服自己。我想探讨更深入的命题,或者对我个人来说,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内核,亟待发现与解决。

羊城晚报:这种精神内核是什么?

班宇:我渴望书写人在历史中的巨大隐喻,想把人的行为的复杂度以及背后涉及的当时的社会环境、精神状态背景结合。相对于人物群像的速写,这样的命题我更感兴趣:让小说的人物和整个时代发生更紧密的联系,再折射出时代的肖像,也即在时代洪流下个人命运的跌宕。

羊城晚报:也就是您在工人村目睹过的那些底层人物的命运,是吗?他们对您的生活和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?近年来您比较“高产”,是他们让您持续地保有创作热情吗?

班宇:我对写作并没有极大的热情,它对我来说,更近似于还贷款,每写完一篇,我就能轻松一点。我是标准的工人家庭出身,在我生活的沈阳铁西区,见证了父母从企业的辉煌到“双下岗”,耳闻目睹了那段历史,这些事情在我的头脑里一直是一个小小的负担,我要通过写作把它给卸掉,或是刻写在更深处。

我发现,在整个的历史环境里,这一群体是改革进程中极具标志性的一类人,但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。身在其中的时候,很多情感并不能完全感知得到;而这两年写小说的时候,我清理自身的秩序,将之一点点拆解并展现出来,就有那么一点还贷的错觉。

羊城晚报:您似乎偏爱写低到泥土里、坠入冰窟中的边缘人物,“为弱小者给予支持,为卑微者延续幻梦”是您的写作理念吗?本届“花地文学榜”获奖作品《逍遥游》里的困顿失意者“许玲玲”们都有源于生活的人物原型吗?

班宇:不算是写作理念,但在创作《逍遥游》时,也的确是怀着这样的心意,是否有原型也不重要,小说终归是小说。写作对我来说,不会有特别明确的理念,反而更像是一种沉浸,将一张白纸所展现的开阔,用文字填满,布置一道近乎于永恒的迷宫,使其渐渐变得狭隘起来,读者与作者均在其中穿行,开拓新路,也走过重复之径,去寻觅各自的出口。

少年时期的耳闻目睹

需要自寻出口

羊城晚报:东北近年来有几位生于80年代的作家,你们在童年舔过的伤口看起来愈合了,其实伤痛蛰伏着,直到你们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和话语权,它们才泉涌而出,是不是这样?

班宇:你说得非常对。我印象很深,2000年的春节家族聚会,我突然发现只有14岁的我和父亲两个人,在为“四化”作贡献,其他人都是领着退休金、低保金、失业金。这个对我的心灵冲击很大,家族十几口人,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赚工资。那时内心有一点忧虑,升学压力是一方面,还有补习费、择校费等,虽然家里极力营造一种平和的氛围,但我仍能感受到一种不可控,如巨大的阴影笼罩在头上,久久挥之不去,只能去自寻出口。

羊城晚报:这种经历可能也锻造了您性格中的敏感细腻的一面,又反过来影响了您的写作?

班宇:写作确实是敏感之人适合做的事情。对我来说,写作分为两个层级:一个是智力上的呈现和角力,比如博尔赫斯的作品完全是灵魂上的,对时间、宇宙的重构;另一个则是像门罗那种“共情”。写一个人物,让读者能感受到他被命运扔上去又抛下来的内心起伏,只有足够敏锐,才能写好。我在写作时,经常觉得与里面的主角是在共同呼吸的,他所经历的一切,我仿佛也能感同身受。他们曾是我的一部分,我将之抽离出来,进行延展、铺平,那些困境与困惑,也就随之呈现出来。所以,这种复杂状态也可以说是源于自身,对我个人而言,这也是所有作品的出发点。

羊城晚报:也就是一种代入感吗?这种感觉会很折磨您吗?

班宇:很折磨,但也挺享受的。投入进去,你会发现随着人物命运起伏很难过,但完成之后又有一种满足感。写作是一个人的事情,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来,这种自由狭窄但可贵,是写作所能赐予我们的最美好的事情之一。

羊城晚报:您在作品中喜欢“撕开残酷的真相”,不“留一条光明的尾巴”,但又充满宽容与理解,这代表一种怎样的写作态度?

班宇:结局是作者的终点,也是阅读者的终点,但并不是所有人与事物的终点。他们始终并肩,于未知的空白里,去对抗无止境的命运,比我们虔诚,也比我们勇敢,除了宽容与理解之外,我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。从性格上而言,我本身并不是一个乐天派,所以你注意到,我也不会“留一条光明的尾巴”。

羊城晚报:现当代的东北作家都深受那片黑土地的滋养,沈阳的铁西区无疑是您创作的“富矿”,您会把笔尖一直凝聚在这个范围内深挖吗?还是说您渴望撕掉这个“地域书写”的标签?

班宇:作家与其作品的关系复杂,在东北也可以不去描述东北,转而以更先锋或者更委婉的形式去探讨其他命题。故事每天在任何地方上演,东北的故事也没有那么独特,很多时候,它也可以发生在西北或者南方,好的小说里探讨命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,不太会被地域所限制。

羊城晚报:您曾是网红作家,一直以网络为阵地,为何突然转战“纯文学”领域?

班宇:网红作家谈不上,但在此之前,的确有过一段时间的网络写作经历。但我在网上所写的随笔与小说,似乎也应该归于“纯文学”领域,跟通常意义上所说的网络文学还不太一样。网络写作有一个优势,就是发表迅速,能跟读者进行直接对话,立竿见影,没有什么中转过程。我当时刚开始写小说,对文学期刊了解很少,所以选择这个渠道。后来认识了一些期刊编辑,便开始向杂志投稿,如同打开另一个世界。期刊有着自己的发表标准,写作者必须更加自律,态度也要更严谨一些。

将写小说看成是

设计游戏

羊城晚报:在文本创作上,看得出您做了很多尝试,有评论说《山脉》是一个反小说的作品,是一个具有实验性、先锋性的开放文本;《逍遥游》则呈现散漫克制的“非常规”叙述。您是否正在进行刻意的风格探索?先锋写作是您的追求吗?您写作的终极目的是什么?

班宇:我对于小说的形式很着迷,尤其是短篇,在有限的体量里,如何拓宽文本的种种边界,或者说,如何在物理上转动面向,使其呈现丰富的可能性,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。在一些时刻,我会将短篇小说看成是自己设计出来的一个游戏,创立人物与故事线索,制定规则与玩法,再一点一点推动,使其运转起来。此外,我也是上世纪80年代国内先锋写作的忠实读者。

写作的终极目的,现在谈,还为时尚早,不过经常会记起黑塞在《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》里的一句话,他说:“对于所有怀着善良愿望的人们来说,有一点却是共同的:我们的作品到后来总是使我们羞愧,我们总是不得不重新做起,一次又一次重新奉献自己。”

羊城晚报:“舍弃宏大叙事,着意捕捉幽微动人的瞬间”“无限逼近现实的微距摄影式写作”,是您相对固定的个性风格吗?

班宇:类似手法我在小说里用得比较多,不过也不算个性风格。我在某些文本里,还是想要有更多的尝试。无论在写法上,还是题材上,短篇小说可以做得极为宽阔,能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。

雷蒙德·卡佛对我的影响,正是他作品里那一点点言之不尽的真情

羊城晚报:有评论认为,您是美国“简约主义”大师雷蒙德·卡佛的中国传人,您认同这一评价吗?您的创作是否受到雷蒙德·卡佛或其他作家的影响?

班宇:我确实很喜欢卡佛的作品,同时还有其他一些美国作家,比如理查德·福特、托拜厄斯·沃尔夫等等,他们的小说我会反复阅读。但在某种程度上来说,我跟他们的表述又不是特别一致。今天的社会结构、写作语境与阅读方式都有变化,写作者必须创造或者寻找属于自己的讲述方式,它可以不被更多人所聆听,但一定是紧紧贴附着写作者的心脏,与之一起跳动。

前一段时间,我得到一本卡佛的旧书,上世纪90年代初出版的,这本书的拥有者,在扉页上题写一句话,“如果非要拒绝什么,但不能拒绝真情”。我读到之后,很受触动,觉得可以作为卡佛的许多作品的旁注。如果说受过卡佛的影响,那么毫无疑问,正是他作品里那一点点言之不尽的真情。

羊城晚报:您的小说文字传神,给人很深切的画面感,您的作品有改编成影视的打算吗?还是继续通过纸笔这种传统的方式和读者交流?

班宇:影视改编方面,我自己没有决定权,要看是否有合适机会。但是我写小说的初衷,几乎没有考虑过影视化,当时是觉得写乐评或者其他题材的时候,表述不太充分,总想着把自己的困惑抛出去,小说恰好能完美实现这一点,它是一个包容性非常强的文体,也在不断进化,到现在仍旧没办法很好定义,这点让我觉得有趣。

现在许多影视作品做得也很出色,前几天看科恩兄弟的《巴斯特·斯克鲁格斯的歌谣》,总共六个故事,做的几乎就是很多短篇小说要完成的事情,故事讲得也很好,但我看过之后,也仍不满足,我在想它跟那些好的短篇小说,到底有何不同?可能有一个回答,我觉得也许是小说不仅仅是在讲故事,它像一个装置,始终趋于更为精密、复杂,所传递出来的情绪也更微妙,影像是在创立或复制语言,小说却可以抵达语言和一切事物的最深处,或者说,至少小说要勇于去做出这样的尝试。

所以在接下来,我可能仍会按照这条路径继续走下去。

羊城晚报:您下一步的写作走向备受关注,请问您的新作中有什么样的改变?会写长篇吗?会继续写东北故事吗?

班宇:我是个急性子,写了开头就恨不能写结尾,比较迷恋在狭窄的空间里爆发出思考。长篇小说的写作需要对节奏把控,对结构进行很细致的布局与梳理,读者对长篇的迷恋,其实是一种对史诗的迷恋,而我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题材。我的写作迄今为止确实有些偏狭,我也非常想突破。现在着手写几个中短篇,一篇故事设计在天津,另外一篇是北京和沈阳的“双城记”,既有关于东北的,也有无关的,应该今年之内可以和读者见面。有评论说我的小说非常精巧,像个“变压器”,哪里升压、降压,都在控制着,但更期待我的作品中有一些“神性的东西”,这个批评非常到位,我也期待一些“神性的东西”。

班宇

1986年出生,沈阳人。作品见于《收获》《当代》《十月》《上海文学》《作家》《山花》《小说界》等杂志,曾被《小说选刊》《小说月报》《中华文学选刊》《思南文学选刊》等转载。小说《逍遥游》入选“2018收获文学排行榜”,并获短篇小说类榜首。出版有小说集《冬泳》。

本版统筹/李素灵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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