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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颖和她的《京话》

来源:南方都市报 2018-06-12 02:52   http://www.hgus.com/

《京话》初版封面。

□陈学勇

同名姚颖者,有女有男,古代和当今都有。不古不今的民国时期,至少也有过写诗歌写游记的两位。

杂文家姚颖,以《京话》名噪上世纪三十年代。然而,她的生平却信息寥寥。籍贯江苏武进,该地奔牛镇人。受过高等教育,毕业于金陵大学,一说中央大学。北伐时期投笔从戎,任军中文书,一笔清秀小楷。由此结识了国民党高官王漱芳,于是结为连理。抗战期间,王漱芳远赴甘肃任要职。一次出巡,坠马身亡(有人质疑是谋害)。姚颖从此回西南孀居,不知所终。生有一双千金,名小颖、小芳,以誌父母。就是这些了。

《京话》系姚颖仅有的一本著作,初版于一九三六年九月,集合了作者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间的文字,它们大部分发表在林语堂为旗帜的“论语派”杂志《论语》“京话”专栏,其余刊《人间世》《宇宙风》《谈风》。另有一部分“也是斋随笔”,署名如愚,计百余则,以一辑编入《京话》。书上广告称,《京话》是“中国第一本以政治为背景的幽默作”。《京话》出书,尚有少量作品佚在书外,或出版时遗漏,或写在此书之后。三十年后台湾重刊一次,乃初版的影印本。上世纪末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“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”丛书有《论语派作品选》一本,从诸多名家、数千篇里选了姚颖的《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论》等四篇。

二〇〇〇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“民国史料笔记丛刊”,再列入《京话》刊行面世。出版者偏从一面之词,断言“署名姚颖,实为王漱芳著”。此版并未按原著照排,删削篇幅不少,全本仅剩不足百页,实为节本。遗珠之憾难免,连姚颖的《自序》和林语堂的序文亦一删而尽。

《京话》不只著者生平所知甚少,其著作权亦遭人猜疑。《论语》杂志两周年刊出姚颖全身玉照,娟秀姣好。由此人们浮想,这般文静娴雅的女子,何以写出那么辛辣犀利的文章。传闻系她丈夫王漱芳代庖,传闻而已。最早明确否认《京话》作者姚氏的人是海戈(张海平),当年《论语》杂志撰稿人。海戈在王漱芳死后数年,既撰文又赋诗,言之凿凿:“……姚颖则后来我在上海时开始通信,已渐知此人有问题,林语堂曾为破这疑问,亲赴南京一行,回来告诉我说:‘果然是男的,叫王漱芳,姚颖是他太太的名字\’。”“王漱芳先生,贵州人,抗战前在南京市政府任秘书长,权位当道,对于朝中大小事故知之甚清,大致许多情由看不入眼,骨鲠在喉,要吐才快!但因自己亦是显宦,牵制甚多,不能随便发表,于是假其太太姚颖的名字,用《京话》作书题,长期为论语写稿。”因为海戈与《论语》的密切关系,一些学者便深信不疑,甚至有“人名辞典”依此撰写词条。

然而,这一独家秘闻并未得到多少同时代知情人呼应。和海戈和“论语派”多有过从的《逸经》主编谢兴尧,当年即约了另一位知情人一庵写稿《读论语忆姚颖》。一庵介绍,林语堂编《论语》“四五年间,造就不少知名当世之人物,女作家姚颖,便是其中的一位。”“其所作《京话》取材,大都由于婚后交际所得随感之反映,取材自属便利也。”一九九六年谢兴尧再写文章谈及往事,依旧认定“姚颖系三十年代后期著名女作家”。其他知情人呢,著名画家子美画了著名的“新八仙过海图”漫画;主编论语派杂志《西风》的黄嘉音也画过素描图“姚颖女士”。和林语堂一起创办《论语》的章克标,两人的过从和友情远非海戈所及。倘若林语堂告知海戈,写“京话”真正作者原来是姚颖丈夫,不会不晓喻章克标。章晚年忆及《论语》作者的两篇文章,一篇说,为《论语》写稿“还有姚颖女士(据说是国民党中委王漱芳的托名,但也没法考查)等等。”另一篇再次说,“还有一位署名姚颖女士的……此人应该是妇女。”

当然,当事人林语堂最为知情,他更是多次有文章议论姚颖,竟没有一次提到王漱芳捉刀事。起始林语堂以为写《我的书报安置法》的作者是男性,称他“姚公”。不久便改口,戏言姚颖是“‘论语八仙\’中的‘何仙姑\’”(姚颖《改变作风》一文按语)。后为出版《京话》作序又道,“吾编《论语》时,求各地通信之写如‘京话\’者遍国乃不可得,独姚颖女士之‘京话\’……”一九三五年创办《宇宙风》,创刊号又说道:“本日发稿,如群仙齐集将渡海,独何仙姑未到,不禁怅然,适邮至,稿翩然至。”(姚颖文跋语)到王漱芳作古,姚颖不知所终,林语堂移居境外,他又旧事重提,仍不改性别之见:“这两天因为溽暑逼人,想到姚颖女士的《大暑养生》妙文,又因重读这篇旧文章,怀想这位才女。”(《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》)有人辩解,林语堂出于尊重王漱芳隐私,为死者缄口。林语堂未必如此多虑,公开作者笔名,生前若有碍他立身处事,死后则一了百了,不至于产生什么违碍。“姚颖”果真是王漱芳,林语堂应对文学史负责,有责任还原真相,他不会不懂这个义不容辞责任。

此外费解的是,一九三七年海戈主编《谈风》杂志,已经“知悉”王漱芳替姚颖捉刀,却在《谈风》封面刊登出注明“姚颖女士墨迹”的手稿,继续蒙骗读者。

引述这许多,想说明知情者真要共谋沉默,其谈何容易。反过来说,仅凭传闻和海戈的孤证,很难取信。所谓作者苦衷,王漱芳在官场地位显要,“掣肘甚多”,不得不藉笔名以掩饰。果真图掩饰,何不另外取名,何必借夫人。王和姚夫妇名分在官场人尽皆知,借署太太真名与署他自己名字几无区别,藉此掩人耳目无异掩耳盗铃。至于《京话》多涉政坛内幕,非王漱芳,他人不能闻知。这里他人应该不含其夫人,同居一室,除军政机密,夫妇没有不足道的内容。既然可公之于众,又谈何夫妇间禁言。说到行文风格以识男女性别,诚然,性别不同的文字确会有些差异。此是整体而言,亦非绝对,个人容有例外。即使差异,“京话”里相当多篇章,女性痕迹亦显然。或者说,“京话”本呈现了两种风格的笔墨,姚颖兼而有之。

再者,“京话”遣词造句,多处用吴地方言俗语,随口带出“蛮好白相”、“稻香村”、“陆稿荐”。贵州人王漱芳才到江苏几年,且一直住在非吴语区的南京,吴语哪里会不经意地上他笔端。要说他刻意这般以掩饰真实作者,又是矫情有过。

姚颖还在电台播讲过一次《怎样做一个新主妇》,该台“周报”刊载了演讲稿,并配以她照片。姚颖女士能说会写,目睹丈夫连篇“京话”,难道忍得住技痒,袖手旁观?这也很能旁证的。

“京话”作者受人质疑,属事出有因。除文风见出性别反差,王漱芳可能对夫人写作“京话”同样不会袖手旁观。他提供素材,出谋划策,修改、润色文稿、以至起草部分文字,甚或少数篇章由他单独完成,都不难想象。有传,署名如愚的“也是斋随笔”全是他的手笔,文本里还真可寻到些许蛛丝马迹。纵然有王漱芳留痕,海戈仅窥得“京话”一斑,未见其全豹,不能取消姚颖女士的《京话》著作权。

读《京话》,议论,研究,不应亦不能回避作者究竟是谁这个命题。只有正视,认清著作所属,才能准确读解、评价《京话》。

学界关于《京话》,至今著者性别考证多于其文本评论。然而,考证最终在读好这部作品,毕竟还得回到文本。

姚颖自述《京话》写作宗旨,“是以政治社会为背景,以幽默为笔调,以‘皆大欢喜为原则\’,即不得已而讽刺,亦以‘伤皮不伤肉\’为最大限度。”(《京话》自序)说“皆大欢喜”不过虚晃了一枪,很不欢喜“京话”的官员大有人在。“京话”点名讥讽的达官显贵何止三个两个,林森,汪精卫,胡汉民,戴季陶,褚民谊,吴铁城,顾祝同,陈铭枢,无一幸免。直至蒋委员长,“蒋宋孔陈”个个不漏。借拟写对联,斥责消极抗日的张学良尤为直白辛辣:“陈参事,参陈事,真正参陈事,不是陈参事。”“张学良,学张良,如果学张良,谁骂张学良。”还有若干未点名而等同明点的部长、中央委员;还点诸衙门,行政院、立法院、监查院,院院在列;还有各部的失职,时值法国占领我国粤海九个小岛的外交事件,外交部、参谋部、海军部,都以小岛究竟在何处需调查,“暂时不急予表示态度”。作者挖苦他们,“到现时才感觉着我国土地之大,大得连版图领土都不容易知道!”。

“京话”爱写气候、时令、花草、风月,以及名胜、民俗,哪里是在乎这些琐琐屑屑,无不拿来说事,揭示社会上上下下的弊政邪气。“京话”不仅具体列诉官场种种顽疾、陋习,并且透视到它们背后,直指体制问题。她叹息“环境如斯,为之奈何!”姚颖正是凭借批量的密集的时政题材,让读者得以一窥她近水楼台的“内幕”。切近民众的关注,代发百姓的心声,自然就赢得读者争相传颂。那份胆量,那样快言快语,多难能可贵。

然而成与败均在此。题材抢眼,可略嫌单一了。专注了时政批评,忽略了社会批评、思想批评、道德批评,内容的含量和深度自然有些欠缺。一百五十则“也是斋随笔”,似仿效《世说新语》,但充其量得《世说新语》十之一二。取材未能精选,表现又浅入浅出。偏重趣味,见“趣”忘义。论轻灵、隽永,“也是斋”到底难望一千五六百年以前刘义庆项背。

读者欢迎“京话”,不排除猎奇官场的心理。如果仅仅依靠可居的奇货,它至多受宠一时罢了。“京话”所以风靡不衰,自有特色魅力在。许多作者以为,杂文就得剑拔弩张,匕首投枪一起上阵。姚颖可不,她从容闲话,娓娓而谈中,反话连珠,指桑骂槐,归谬趋极,尽显机智俏皮。《扫墓与教育》写道:

有了清明扫墓的规定,平日受了长官或同事的非难,或者受了公婆或小姑的厌气,都可以借题发挥,放声大哭。知我者,谓我心忧,不知我者,或将称许乎“民德归厚”!真是一举而数善俱赅!唯哭的范围,似宜加斟酌。若夫《礼记》所载,泰山之侧,妇人之哭,其声虽哀。吾窃不取,因其公然谓苛政猛于虎,大有借扫墓作政治宣传之意味,此哭的变体,清明政治下所不容许者也。

批评力度丝毫不亚剑拔弩张,其绵里藏针,又令刺痛的人难以诉说。再如《夏日的南京中的我》,自述身陷酷暑,向往避暑胜地,无奈仍困居火城南京。“我若有官守,我若有言责,事体又好办了!譬如,我若负军事或党务工作,我可借口请示蒋委员长而到庐山。”对比马路上车夫,“烈日熏蒸”,“佝偻奔驰”,她安宁知足,纵然青岛、莫干山挤满达官贵人。回想前面轻轻一句请示委员长,读者当会心一笑,庐山、青岛、莫干山,彼此彼此。《京话》里类似的轻轻一句,屡见不鲜。与此相连,白话里适度融入文言,见出她无处不在的传统文化素养,决非那些外贴几个之、乎、者、也的杂文作者能够收效。

这正是林语堂所赏识,“姚颖是懂得婉约的。”走出另一条杂文写作的“婉约”路子,算是姚颖的小小贡献。

姚颖知遇于林语堂,没有林语堂不能有“京话”。《论语》刊登姚颖文章喜欢添加跋语,《我的书报安置法》后跋,篇幅之长近乎正文。林语堂又把几篇“京话”译成英文,他去国前夕主动为《京话》单行本写序。林语堂赞美姚人姚文不遗余力,编刊之际即说:

然吾编《论语》时,求各地之通信写如京话者,遍国乃不可得,独姚颖女士之京话,涉笔成趣,散淡自然,犹如岭上烟霞:谓其有意,则云本无心。谓其无意,又何其燕婉多姿耶……揆其所以然,大约因文字之老到,思想之清丽,有以致之。尤在能夹叙夹议一端。(《京话》林序)

又说:

头可断,京话不可无。(致姚颖信,见《京话》之二十五)

数十年后回顾《论语》再说:

论语半月刊最出色的专栏就是《京话》。编辑室中人及一般读者看到她的文章,总是眉飞色舞。我认为她是《论语》的一个重要台柱,与老舍、老向(王向辰)、何容诸老手差不多,而特别轻松自然。在我个人看来,她是能写幽默文章谈言微中的一人。(《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》)

以颇有识见的林语堂,推崇“京话”到这等程度,他不会作无稽之谈———不必介意他夸张。平心而论,《京话》实在称得上一朵奇葩,它描摹了民国政坛风景,自身亦是一道文化风景。无论三十年代文坛,还是今日书写现代杂文史,它别具一格的风采,都不应被忽略。《京话》几次再版,无一不是纳入“史料”丛书、“文献”丛书,都着眼它的过往。鲁迅希望自己文章速朽,偏偏不朽;时下《京话》何尝不仍是相宜的读物。它不失民国政治生态的一隅写照,民国颓败从中已兆示端倪。后世读《京话》,不可以不引为警示。

林语堂倡导幽默曾遭鲁迅严厉批评,其实《京话》足以见证,论语派哪里陷入幽默全然忘却了世事。

姚颖无意当名作家,只为图她一吐而快。《京话》的这点成绩,才华、禀赋使然,谈不到追求事业。姚颖终未能登上现代杂文高峰,做了文坛上匆匆过客。我们为之惋惜,她倒并不在乎,悄然消失,幸好留下《京话》这一抹留痕。

◎陈学勇,学者,著有《民国才女风景》等。

【未经许可,本版文字不得转载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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