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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谈论“故乡”

来源:潮州日报 2019-04-18 09:37   http://www.hgus.com/

湘桥亭台 郑鹏 作

□陈平原

如何谈论“故乡”,这是一门学问,也是一种心境。什么是故乡,简单说就是自己出生或长期生活的地方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:“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。”李白《静夜思》诗: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”杜甫《月夜忆舍弟》:“露从今夜白,月是故乡明。”等等,等等。故乡又叫家乡、老家、故里、桑梓等。可别一听“乡”字,就以为是山村、边地或县以下行政单位;这里的“乡”,也可泛指自己生长的地方或者祖籍。比如,你出生在北京或上海,那就是你的故乡。

科举考试时代,籍贯很重要;现代社会不一样,人口流动很厉害,原籍哪里已没有多少意义了。以前填各种表格,都有籍贯这一栏,现在你拿护照看,改为出生地了。可这也不保险,很多人出生不久就离开,故乡的记忆照样很模糊。你低头思的是哪一个故乡,很难精确定义。1924年,周作人写《故乡的野菜》,其中有这么一段:“我的故乡不止一个,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。……我在浙东住过十几年,南京东京都住过六年,这都是我的故乡;现在住在北京,于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乡了。”这个态度我很喜欢——你曾经长期生活过的地方,无论乡村、小城或都市,都是你的故乡。

你我的故乡,很可能不只一个。因为,最近四十年中国城市化进展神速,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:中国的城市化率,1949年是10.64%,1979年为19.99%,去年(2018)已经是59.58%了。也就是说,当下中国,有一半以上人口生活在各大、中、小城市。很多人都跟你我一样,儿时在农村或小镇,每天与青山绿水为伴;念大学后,洗净了泥腿子,变成了城里人。今日繁华都会里很多衣冠楚楚的“成功人士”,往上推一辈或二十年,都是“乡下人”。这些有农村生活经验的“城里人”,整个生命被裁成两截,一截在城,一截留乡。因此,今人的怀乡,大致包含三层意思,一是生活在都市而怀念乡村,二是人到中老年而怀念儿时,三是在互联网时代而怀念农业文明或工业文明。

在一个虚拟世界越来越发达、越来越玄幻的时代,谈论“在地”且有“实感”的故乡,不纯粹是怀旧,更包含一种文化理想与生活趣味。谈故乡,不妨就从自家脚下,一直说到那遥远的四面八方。今天就谈四个“乡”——乡音、乡土、乡愁、乡情。

学语言或文学的,喜欢抠字眼,“乡”通“向”,四乡应该就是四方。《国语·越语下》:“皇天后土,四乡地主正之。”或者《庄子·说剑》:“中和民意,以安四乡。”这么说,四乡就是指四方。可我从小就说“四乡六里”,或者“四乡邻里”,那里的“四乡”,方向之外,似乎还包含距离。长大后游走四方,方才知道这是潮汕话,别的地方并不这么说。所谓“四乡六里”,我的理解是看得见、走得到、摸得着、不太遥远的四面八方——包含地理、历史与人文。

一、关于“乡音”

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未改鬓毛衰”,唐人贺知章的诗句众口相传。此君浙江人,唐武后证圣元年(695年)中进士、状元,而后长居长安,晚年回到故乡,写下《回乡偶书二首》。在朝当官,必须说唐代的国语(雅言),这跟自小熟悉的吴越方言有很大差别。几十年后回去,还能“乡音未改”吗?我很怀疑。在外谋生者,游走四方时,必须跟使用国语或各地方言的人打交道,不知不觉中,乡音就改了。前些年我在港中大教书,某次参加香港潮州商会雅集,恰好汕头电视台来录节目,希望大家都为家乡说几句。在场的人要不粤语,要不普通话,只有我自告奋勇,用自认为标准的潮州话侃侃而谈。可很快地,我就意识到自己语言笨拙乏味,都是简单的判断句,像初中生一样。事后反省,口音没变,语法没问题,但我离开家乡四十年,这四十年中涌现的大量新词及新的表达方式,我都必须在脑海里翻译一遍,才能磕磕巴巴说出来。这不太流畅的“乡音”,还能说“未改”吗?当然,贺知章生活的时代,语言变化没有今天这么大,但长期在外生活的,说话不可能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,“乡音”其实很难保持纯粹。

这种尴尬局面,是方言区长大的人所必须面对的。我在《作为学科的文学史——文学教育的方法、途径与境界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6)中,专门讨论为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课堂一定要发放讲义,主要原因是教授们方音很重,北方学生听不懂。所谓“某籍某系”,特指浙江籍学者在北大中文系占绝对主导地位,他们都很有学问,但讲课不无问题——有讲义那就好多了。等到八十年代我在北大教书,沟通没有问题,但南方口音依旧是个遗憾。可我没有自卑感,甚至半开玩笑说,北方朋友太可惜了,他们缺少方言与国语之间的巨大张力,语言敏感度不够。

八九十年代中国电影里的中共领袖,为何选择讲方言而不是普通话?中央文史研究馆开会,我提出这个问题,有知情人回答:当时电影主管部门曾召集各地影院负责人征求意见,问银幕上的毛泽东、周恩来、邓小平,到底该怎么讲话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认为,毛泽东应该讲湖南话、邓小平应该讲四川话,因为此前的电视新闻或纪录片已做了大量铺垫,大家对他们的声音有记忆,让他们在银幕上改讲字正腔圆的普通话,不好接受。于是有关方面规定,历史影片中,中共政治局委员以上讲方言,以下说普通话。当然,考虑到接受度,讲的都是改良过的方言或方言腔的普通话。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,大学老师上讲台,不用测试普通话,学生能听得懂就行。

最近这些年,常有年轻的潮籍朋友来访,若不特别说明,单从口音已经分辨不出来了。这让我既喜又忧。喜的是家乡普通话推广得很好,忧的是方言逐渐丧失。在大一统国家,因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因素,方言及地方文化日渐衰微,是个大趋势。幼教提前,影视发达,与此相应的是童谣消失,戏曲没落,这实在很遗憾。前几天跟香港的梁文道聊天,他在筹划用方言讲述历史文化,就选了粤语与上海话两种。其实,在我看来,后者都有点勉强。因政治体制及文化传统,目前只有珠三角尤其是香港的学者能用粤语开学术研讨会。这里说的不是日常沟通,也不是方言学会议,而是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文史哲等,都能用方言来讨论,这大概只有香港能做得到。

五十年代我们的任务是推广普通话,如今则反过来,必须有意识地保护方言。以广东为例,广府、潮汕与客家三大方言区,其实兼及文化、经济与政治。若编地方文化读本,我不看好笼而统之的“岭南文化”,而主张按方言区来编。《潮汕文化读本》(广东教育出版社,2017)出来后,这个思路基本上被认可了。可惜的是,另外两个方言区的文化读本因各种原因,至今仍未落实。

《潮汕文化读本》各册前面的“致同学们”,原来有一段话,正式出版时被删去:

举个小小的例证,与“乡音未改鬓毛衰”的上一辈乃至上几辈人相反,而今走出家乡的大学生,普遍乡音不明显。一方面是学校推广普通话,已经取得绝大成绩;另一方面,为了日后闯荡世界,方言区的孩子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远离方言。以致到了今天,谈及如何保护文化的多样性,必须从方言、童谣及地方戏曲入手。这一点,是以前从未想过的。

推广普通话与保护方言,二者如车之双轮,最好能并驾齐驱,因其背后的思路是国际化与地方性、国家与乡土、经济与文化。考虑到当下中国,方言及其代表的区域文化处弱势地位,需着力扶持。

最近为“潮州民间文学丛书”撰写总序,杨睿聪的《潮州俗谜》《潮州的习俗》和沈敏的《潮安年节习俗谈》阅读起来没问题,丘玉麟的《潮州歌谣》已经有些陌生了,到了方言小说《长光里》(张美淦、钟勃),更是不得不借助注释。才不到百年时间,方言已经出现如此变异,下一代能否读懂并接纳方言作品,是个严峻的挑战。而没有文学滋养及学问熏陶的方言,会变得日益粗糙,且苍白无力。在这个意义上,不仅是方言学家,一般读书人也都有责任关注方言在当代中国的命运。

二、关于“乡土”

二十多年前,在京都大学访学,有一天某日本教授问我,假如你是明清时代的读书人,从潮州到京城赴考,要走多少天,是水路还是陆路,路上怎么住宿,会不会被黑店老板做成人肉包子,还有,万一有机会参加殿试,你们潮州人能与皇帝沟通吗?说实话,当时被问住了,因我从没想过这些问题。多年后,读翁辉东等编《潮州乡土地理教科书》(1909),第五课“位置二”:“居广东省城东北,相距一千六十里;北京之南,相距七千二百里。”这里说的不是空间的直线距离,也不是今天大家熟悉的铁路或公路,而是根据当年的驿站路程统计的。假如你是潮州府的读书人,一路过关斩将,有机会到京城参加会试及殿试,那你该怎么走?查《明会典》及明嘉庆四年休宁黄汴撰《一统路程图记》,大概是这么走的,从凤城水马驿(潮州)、经过产溪水驿(丰顺)、灵山马驿(潮阳)、程江驿(梅县)、榄潭水驿(梅县)、北山马驿(惠来)、武宁马驿(惠来)、大陂马驿(惠来),继续往西走,来到广州,再折往北,经过清远县、英德县、曲江县、大庾县等,出了广东,再往北一直走,走走走,来到了今天河北的涿州,60里就是良乡县,30里到达卢沟河,再走40里,终于进了顺城门。记得1904年清廷颁布《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》,规定小学一、二年级应注重乡土教育,其中地理课程的教学宗旨是“养成其爱乡土之心”,具体内容包括“方向子午、步数多少、道里远近,次及于附近之先贤祠墓、近处山水”等,再加上“舟车之交通”,逐渐由近及远。现在交通发达了,近处搭高铁,远处乘飞机,沿途的风光及险阻均被忽略,家乡的位置也就变得十分模糊。

我之关注乡土教育,有学理思考,有历史探究,也有现实刺激。去年在韩山师院潮州师范分院讲《乡土教材的编写与教学》,我提及现代中国著名社会学家、民族学家、教育学家潘光旦的《说乡土教育》(1946)。这篇半个多世纪前的文章,感叹“近代教育下的青年,对于纵横多少万里的地理,和对于上下多少万年的历史,不难取得一知半解”,可唯独对于自己的家乡知之甚少。你问“他从小生长的家乡最初是怎样开拓的,后来有些甚么重要的变迁,出过甚么重要的人才,对一省一国有过甚么文化上的贡献,本乡的地形地质如何,山川的脉络如何,有何名胜古迹,有何特别的自然和人工的产物”,他很可能瞠目结舌,不知如何应对。不瞒大家,我在北大接待家乡来的优秀学子,经常碰到这种尴尬的局面,很想跟他们聊聊家乡的事,可聊不下去。谈移民路线、方言形成或韩愈治潮的虚实,那属于历史,不懂可以原谅;说1991年潮汕三市分立的故事,以及当下各市的发展情况,他们也都没有我知道的多,而我已经离开家乡四十多年了。换句话说,今天的孩子们,从小心无旁骛,一心只读圣贤书,好不容易考上了北大、清华,更是胸怀全世界,不把小小的家乡放在眼里。高考压力山大,教材日趋一统,城市迅速扩张,科技日新月异,对于年轻一代来说,故乡变得可有可无。

从晚清的提倡乡土教育,到我们编写《潮汕文化读本》,都是关注当地的自然环境、人文历史、文学艺术、物产及人情等。只不过时代不同,今天的读本可以编得更精致,也更实用。从家庭、邻里、地区,说到社会、国家、世界,如此由近及远的目的,是希望保留学习认知过程中的温度与情感。在一个越来越同质化的时代,多元文化的保存以及个人的独特体验,其实很重要。但就像我在《潮汕文化读本》的“致同学们”中所提醒的:“有关乡土的缤纷知识,并非自然习得,同样需要学习与提醒、关怀与记忆。”

刚才提及杨睿聪1930年印行的《潮州的习俗》,那书虽在潮州制作,封面设计挺好看,还请了钱玄同题写书名,书中更以补白形式,引入周作人、江绍原、何思敬以及《国立中大民俗周刊》的言论。其中启明《水里的东西》称:“我们平常只会梦想,所见的或是天堂,或是地狱,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,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,是怎么想。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,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,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。”这段文字,乃周作人1930年5月所写的“草木虫鱼之五”,收入《看云集》。主旨是谈论“凡俗的人世”,从自己家乡的“河水鬼”以及日本的“河童”说起,辨析传说与信仰背后的历史与人情。“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,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。”其实,谚语、童谣、节庆、习俗、信仰、禁忌等,都包含深刻的民心与哲理,关键是能否读懂它们。借用周作人为另一个潮汕人林培庐编《潮州七贤故事集》所写的序言(1933):“歌谣故事之为民间文学须以保有原来的色相为条件”,切忌将其文艺化,也不要忙着褒贬。第一是实录,第二是阐释,第三才是传承。可以剔除过于荒诞不经的部分,但建议放长视线,不要太急功近利。所谓“旅游开发”,并非传播乡土文化的最佳路径,因其容易走向过分商业化。

三、关于“乡愁”

朋友们见面,聊各自的故乡,有眉飞色舞的,但更多的是忧心忡忡——尤其是从农村走出来的。去年起,我带着老学生们续编“漫说文化”丛书(共十二册),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各专题的散文随笔,其中《城乡变奏》这一册,含“城市记忆”“城市之美”“我的家乡”“故乡疼痛”四辑,很明显,前两辑文章好,可选的也很多;谈故乡这一辑最弱,选了刘亮程、梁鸿、南帆、梁衡等八篇,还是不太满意,感觉没超过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立场与趣味。

今天众多乡愁文章的模型,乃鲁迅1921年所撰小说《故乡》。“我冒着严寒,回到相隔二千余里,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。时候既然是深冬;渐近故乡时,天气又阴晦了,冷风吹进船舱中,呜呜的响,从篷隙向外一望,苍黄的天底下,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,没有一些活气。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。阿!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?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。我的故乡好得多了。”不仅仅是故乡颓败的感慨,鲁迅更反省“我”和闰土关系微妙而又不可逆的变化,追怀“海边碧绿的沙地”以及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”,思考着地上的路是如何形成的。这当然是故乡书写的经典,但不该是全部。

鲁迅1935年在《中国新文学大学·小说二集》的“导言”中,谈及“乡土文学”的特征:“蹇先艾叙述过贵州,裴文中关心着榆关,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,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,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,从北京这方面说,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。”侨寓他乡,怀念故土,在书写乡愁的同时,隐含着“眩耀他的眼界”。无论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,文体可以不同,谈“故乡”的心情与趣味相通。可此类话题谈多谈久了,容易滑向矫情。等而下之的,用怜悯的眼光及高高在上的姿态,俯瞰故乡贫瘠的土地以及不甚富裕的民众,欣赏自己的同情心。

鲁迅没提到的是,假如这个“乡土”不是偏远的贵州、榆关或山阴,而是上海、广州或北京,该如何书写,以及能否纳入“乡土文学”的论述范围。这就说到文章开头提及的“故乡”不仅是边地或乡村,还可以是都市或像潮州这样的小城。十几年前指导一位韩国留学生撰写博士论文,她一反国人基于京海对立的预设而将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描写成“乡村气十足的城市”,借用好些当年韩国游客的文章,说明在那时的韩国人看来,北京已经很都市、很繁华了。请记得,城市的大小与繁华程度,只是相对而言。我儿时生活在汕头农校,那是在洋铁岭下,在少年的我看来,潮州就是了不起的城市了。只要是远走他乡,即便从小生活在大都市的,也都会有乡愁。

不仅远走高飞的,几十年不离本乡本土的人,同样有自己的乡愁。比如感叹时光流逝,今非昔比。今天中国的城市或乡村,对照四十年或一百年前的模样,当然是面目全非了。怎么看待这种巨大的变化,可不能一味感怀“过去的好时光”。

这就说到乡愁的可爱与可疑。比如饮食,很多人感叹现在的食品不如以前好吃。尤其是游子归乡,都说这不是以前的味道。其实,儿时的记忆并不可靠,时间会过滤掉很多尴尬与不快,一次次追忆,强化了你我对故乡食物的美好印象。如果真的是“古早味道”,你还不一定喜欢呢。再说,有什么理由要求故乡几十年不变?我们的口味及食品,其实都在变化,既要适应个体的味蕾,更得适应时代的风气。如何兼及想象中的故乡风味与现代人的感官享受,还有今天的都市怎么改,小城如何建,新农村应该是什么样子,这都是需要认真探索的。

今天的中国,诗意与痼疾兼有。谈故乡,不能太文艺腔,还得有历史感与现实关怀。否则,会显得很矫情。“乡愁”,这本是个很好的词,挺优美的,可近些年似乎被玩坏了。记得《中国在梁庄》和《出梁庄记》的作者梁鸿,在一次演讲答问时脱口而出:“现在一听到"故乡""乡愁"这样的词就头皮发麻,就想呕吐。想呕吐不是说不爱"故乡""乡愁"这些词了,而是因为它叙说太多太多了,我们反而把它忘掉了。如果今天一定要谈"故乡"对我意味着什么,我说,实在是难以承受之重。”(《梁鸿:听到“故乡”和“乡愁”就呕吐》,腾讯文化,2015年3月17日)确实,就像梁鸿提醒的,今天谈故乡,聊乡土,说乡愁,切忌把它抒情化、田园化、牧歌化。

四、关于“乡情”

为何桑梓情深,因为那是我的家乡,谈论它、了解它、传播它,与其说是为了家乡,不如说是为了自己。很多人客居异乡,猛然涌上心头的是“三十功名尘与土,八千里路云和月”,该到为家乡做点事的时候了。读书人除了知书达理,还讲剑及履及。坐而言,起而行,若你真想改造社会,不妨就从自己熟悉的故乡做起。

我在北京已经生活了三十五年,照周作人的说法,北京也是我的故乡。2001年起,我好几回在北大讲授“北京研究”专题课,主持相关国际研讨会,出版《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》等。有感于很多人在北京生活多年,对这座八百年古都及国际性大都市毫无了解,也不感兴趣,前些年我撰写了《宣南一日游》(2012):“可惜不是北大校长,否则,我会设计若干考察路线,要求所有北大学生,不管你学什么专业,在学期间,至少必须有一次"京城一日游"——用自己的双脚与双眼,亲近这座因历史悠久而让人肃然起敬、因华丽转身而显得分外妖娆、也因堵车及空气污染而使人郁闷的国际大都市。”了解自己的故乡或脚下的土地,这不仅是知识积累,更是情景交融。学问讲求切己,如今的人文学者,很多人悬在半空中,表面上知识渊博,可那是电脑检索得来的。读书人的“接地气”,常被解读为占据道德制高点的“关注底层”,我的理解更为平实,那就是贴近时代,关注日常,接近民众生活,获得真实感受。

比起北京来,潮州更是我的故乡,若有可能,当然愿意为其添砖加瓦。虽然2001年教育部颁布《基础教育课程纲要》,提出国家、地方、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的概念,乡土教育于是有了某种生存空间。但因没有硬性规定,远离高考成绩,在实际教学中,往往被忽视。有机会和朋友们合作编写《潮汕文化读本》,对我来说,无关业绩,更多的是还愿。这个过程很开心,至今想来,仍是美好的记忆。

有理想有才学的人,常常幻想一出手就惊天动地,否则,宁愿袖手旁观——这种心态很不好。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得意与失意,不能坐等条件成熟。一眨眼,半辈子就过去了。凡过分追求完美的,结果很可能什么事情都干不成。胡适1929年12月为新月书店版《人权论集》撰写序言,引了佛经故事里的“鹦鹉救火”:鹦鹉不问自家能力大小以及成功与否,只因“尝侨居是山,禽兽行善,皆为兄弟,不忍见耳”。这则故事的结尾很光明,“天神嘉感,即为灭火”;可现实生活中,这样的感天动地极少见。做好事而不求回报,只是为了尽心尽力,这才是真正的乡情。

故乡确实不尽如人意,可这怨谁呢?你是否也有一份责任?对于远走高飞且在异乡取得很大业绩的你,在表达爱心与倾注乡情时,请尊重那些在地的奋斗者。说实话,家乡的变化,最终还是得靠坚守在本乡本土的朋友们。远在异乡的你我,即便能助一臂之力,也不能代替他们的思考与努力。错把故乡当他乡,还没下马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,以为可以复制你成功的异乡经验,那是不对的。误认的结果必定是乱动,最后很可能双方都不开心。理智的做法是,退后一步,明白自己的位置与局限,除了坚持《深情凝视“这一方水土”》(《同舟共进》2006年4期),再就是因应故乡朋友的呼唤,小叩大鸣,在某个特定领域,略尽绵薄之力,如此而已,岂有他哉?

2019年3月8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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